漫谈与饮食有关的文学艺术创作
文\朱德宣
世上从来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文学艺术创作也一样，世上从来没有离开生活而独立存在的文学艺术。也就是说，一切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必须依赖于生活。从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说，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而这里所说的生活，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不仅包含了人类所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即通常说的生产活动，同时也包括人类为了生存而必须的日常生活——获取食物和食用美食，即人的现实生活。不言而喻，社会生活是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划分类别的，因此，以生活为基础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也是可以划分类别的。诚然，以饮食及其有关的活动为基础而创作的文学艺术自然就是饮食类的文学艺术了。回望历史，古往今来，以饮食有关的文学艺术创作实在是不可小觑。应该说，饮食文学艺术创作在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有很大比重，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众多的饮食文学艺术创作，往往都闪耀着明亮的思想光辉和绚烂的文学艺术光彩。
姚安，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勤劳智慧的姚安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与此同时，姚安先民和姚安文学艺术家们，还将包括饮食在内的生活与文学艺术创作有机地联系起来，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艺术样式和文学作品，为姚安古今文化增色不少。不可否认，这些源于饮食的文学艺术创作已然成为姚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在姚安历史上，乞讨谋生，居然与艺术也扯上关系，而且，还由此孕育出了一种当今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说唱表演艺术——姚安莲花落。这是何等的神奇！
前面已经说过，饮食是构成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饮食制作及获取过程也必然属于生活的意义范畴。既然要谈论饮食与艺术的关系，当然也就不能不谈到饮食制作或获取饮食。那么，饮食制作或饮食获取与艺术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一切的艺术创作都源于生活，甚至艺术的发展都必须与生活为基础。事实上，姚安莲花落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就是上述规律的最好注脚。也许很多人会说，姚安莲花落是一种戏曲表演样式，古已有之，怎么会跟饮食和饮食的获取扯上关系？其实不然。当你了解了姚安莲花为什么叫姚安莲花落以后，你就会惊愕地发现：哦，原来是这样。
那就让我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吧。相传，大概是清朝咸同年间，四川的川南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灾荒，无数灾民为了求生而背井离乡到外地逃生。他们当中，有一群说唱艺人也成为逃荒大军当中的一员。他们一路说唱一路乞讨，不知不觉来到了姚安东城门外的三联村，至此，他们停下了前行的脚步。初到这里，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更不要说获得赖以谋生的耕地了。天无绝人之路，好在他们都是一群能说会唱的艺人，他们能够从很远的川南地区通过卖唱行乞到得姚安，也一定可以凭着卖唱行乞来维持眼前的生计。就这样，他们行走于姚安境内的千家万户，通过说唱一曲曲小调来换取一点点食物或物品。由于是到了一个新环境，面对与过去不同的人群，要想让主顾接受表演并因此而获得赠与，就不得不对原来所演唱的那些俚语小曲作些改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自己所熟悉的唱法为基础，吸收一些姚安当地的曲艺演唱技巧，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说唱一些大家都喜好的内容。这样，一天天过去，这群流浪艺人就在三联村站稳了脚跟，还获得了可以耕耘的土地，并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当然，他们的老本行并没有被丢弃，而是代代相传，逐步演化，终于形成了一种具有浓郁的姚安特色的说唱曲艺。解放后，这种原本属于民间的莲花落，被专业的文艺团体搬上舞台，并且又经过了几代文艺工作者的加工改造，既保留了原有的艺术形式和风貌，又揉进了一些演唱曲调，进一步丰富了艺术表演内涵，使其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极具姚安特色的说唱艺术样式，被正式定名为姚安莲花落。
姚安莲花落以说唱为基本形式。说，就是说白；唱，就是唱词，而演唱时，当然就需要有相应的曲调。因此，说白、唱词和曲调就成为三个基本要素。在演唱形式上，主要有一人独唱多人齐唱两种形式。说唱内容既有在长期演唱过程中形成的保留类容，也有根据现实演唱需要进行现蒸现卖似的即兴创作。唱词多为七字句。演唱人数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多人演唱时，具体表现为一人领唱，多人合唱。合唱又叫帮腔，帮腔的形式多样，中间还可以加入一些衬词，如“荷花一朵莲，海棠花，郎嗨约少阳花”、“莲花落，落莲花”。这也就是为什么定名为姚安莲花落的缘由所在。姚安莲花落的说唱过程需要乐器伴奏。乐器，一般是二胡、月琴，竹板。由于姚安莲花落有说有唱，又有音乐伴奏，整个说唱过程起伏跌宕，极具艺术感染力，因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地方说唱艺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姚安莲花落，在流传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以新中国的成立为分水岭。最初的时候，莲花落只是一种以行乞的辅助手段而出现，随后又在民间流传，行乞的辅助功能依然存在，同时还衍生了娱乐、庆贺之类的属性。也就是说，除了艺人在灾年凭此行乞之外，丰庆之年，艺人们也可以在一些民间娱乐场所或喜庆之日获得表演机会，达到同喜同乐及其获得收入的目的。然而，解放以后，姚安莲花落这一说唱形式由民间正式走入艺术殿堂，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其表演的价值与意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姚安莲花落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表演空间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此后，表演姚安莲花落，已不再具有行乞手段的功能，表演者，无需借此来获取食物，也无需以低三下四的态度通过表演来博取观众的欢心。台上台下，表演者与观众，都是以主人的身份出现的，无高下之分。表演者的表演，主要是通过说唱姚安莲花落来歌唱新社会、新制度，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当然，也必须赞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而观众，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看客，更不是专横跋扈、颐指气使的权贵，他们尽管所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不同，但他们一旦坐在舞台前面，他们一样都是观众，一样接受同样的艺术享受和艺术熏陶。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及那些耳熟能详的姚安莲花落优秀剧目。不知道你是否看过《朱洪打马》、《曹安杀子》、《祝英台》、《割肝救母》等一批经久不衰的传统剧目，还有说唱斗争故事的《红军抗日》、《洋人闹中华》、《出征抗日》、《抓壮丁》；还有《看郎》、《看妹》、《绣荷包》、《上妆台》等等，这一类以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更是让人向往美好；反映民风民俗的《数姚州》、《接姑娘》、《讨亲调》、《怀胎调》，则充满了姚安式的诙谐。无论那一类题材，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具有鲜明的教育引导作用。姚安花灯剧团通过姚安莲花落创作演出的一批优秀剧目参加省、州文艺汇演、比赛，获得好评如潮。1976年，姚安莲花落曲目《第一课》被云南省推荐进京参加全国曲艺节目调演。1986年，姚安莲花落曲目《寿辰》参加云南省首届曲艺节目调演荣获二等奖。改革开放以来，姚安莲花落被列为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那入《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云南卷》系列丛书。2009年，姚安莲花落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瞧瞧吧，这就是姚安莲花落的发展过程。最初的时候，逃荒的人凭借能唱几句小曲来获取食物，后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在新环境中求生存，便结合当地实际，将小曲唱出了新花样，也唱出了新模式。再后来，这种演唱形式走入艺术殿堂，经过专业人士的整理和演唱，就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和新高度，成为了姚安的一个地方曲艺品种。这时，演唱姚安莲花落已失去了行乞的辅助功能，但是，又衍生了教育引导和艺术熏陶、艺术享受的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功能，其实就是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样的演唱，虽然已无需转化为获取演唱者所需的生活必须品，而是转而向观众传送精神食粮，由此改善他们的精神生活及文化生活。
从以上的概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姚安莲花落的发展演变过程，无时无刻都与生活发生着联系。
下面，再说说云南花灯歌舞《游春》。众所周知，《游春》是云南花灯歌舞表演节目中较为著名的一个。最早出现于1959年云南省举办的云南省花灯艺术汇演。《游春》一经演出，便深得全省文艺界和全省人民的喜爱和好评，成为全省各地表演和改编的蓝本，也由此成为云南花灯的保留节目。所以，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只要是在姚安，甚至是整个云南省，一说起云南花灯《游春》，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剧中，凭借一个“老爹”引领着六姐妹游春的故事，用歌舞和数板等表演方式，通过“老爹”与众姐妹的对答与演唱，来赞美云南不但山川秀丽，而且特产丰富。由于健康向上的内容和欢快热烈的表演气氛，不但使整个节目充满浓烈的艺术气氛，而且还能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激情。这个节目自1959年问世以来，在全省各地的文艺团体及广大民众当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在流传过程中，各地还结合各地的山川名声和物产，对数板和演唱内容作出修改，使其成为歌颂赞美家乡的一曲颂歌。姚安花团在过去的表演活动中，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
与姚安莲花落相比，花灯小戏《游春》能够以热烈欢快的表演来赞美生活，源自于它的创作赖以生存的基础方面的差异。姚安莲花落起源于旧时代民间艺人的乞讨生活，而花灯小戏《游春》则源于解放以后充满朝气的新时代、新生活。
说过生活与姚安艺术的起源和艺术创作的关系后，再来说说生活与姚安文学创作的关系。同样的道理，生活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源泉。反过来说，就是，一切的文学创作都源于生活。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善于运用于生花妙笔来抒写生活极其生活感受。在姚安历史上，文化巨擘高奣映、多才多艺的国学大师赵鹤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高奣映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他不仅是清朝初期在云南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教育家、诗人，还是一位热爱生活的美食家。今天能见到他的有关饮食方面的诗文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其中，《品水碑》碑文，无疑是一篇饮食文学方面的代表性作。整篇碑文仅207字，排成16行，用他极具特点的行草书写成。碑文原本是一篇纪游散文，可是全文主要是叙述品尝“游爱鹅溪”遇到的三股泉水的味道及感受。之后，又将此文刻石以示三泉之重要。读罢全文，不禁让人充满羡慕之情。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在高老夫子的品鉴之下，这三股泉水到底有些什么奇特之处：
碑文先说“中泉”。高老夫子为它取名为“湛月”。为什么取名“湛月”？湛者，清澈也。“湛月”，就是清水洗涤过得月亮。所以，用“湛月”来命名“中泉”，可见此一泉水何等清澈。当然只是清澈，算不得什么，奇特之处在于此泉“烹之芬冽流甘，入舌滑细其骨甚清。”这是饮用之后的感觉；而更为神妙之处在于“涤面数月，黟者皙皙白，久之则温腻玉如。”显然，长期用“湛月”洗脸，还会受到美容养颜的功效。
接下来说“上泉”。高老夫子一来就肯定此泉为“泥泉”，但也改了一个非常好的名称，叫做“浴月”。可见，虽是“泥泉”，并非是泉水混沌，所含泥沙较多，而是“其气米糁糁搏人，舌质肥无神，恒试之，诚不能饮，”可见，此泉口感生硬，没有甘甜透骨的感觉。既然口感不好，有“湛月”可饮，这“浴月”就只能用来浇浇菜水了。
此外，“又烹香洞一泉，名茗泉。”此泉是可以用来沏为茶饮的，但是，“其水如贵家清弱子弟，闭户读书久，未常（尝）无雅况，然筹人便觉气缩令饮者生可怜心，故未晚也，颇似总弗及中泉之大家矩度、学士风流、神仙高韵，豪笔壮跋（拔），莫不备具。”
可见，在上述三泉当中，老夫子极为推崇的是中泉，即“湛月”。这从以上叙述的顺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再者，通过三泉的比较，推崇“湛月”的用意更是明白无误。对于第二泉，虽起名“浴月”，但在老夫子看来，只能用于“灌蔬”，就是浇菜水，而不宜饮用。第三泉，是可以沏晚茶，但饮用之后给人的感觉，却像显贵家的清弱子弟闭户读书，虽有“雅况”，但总觉得“气缩”，不及饮用中泉（即“湛月”）而让人产生“大家矩度、学士风流、神仙高韵，豪笔壮跋（拔）”“湛月”如此神奇，能不令人神往？接下来，老夫子点出了其中奥秘，即：“水何以有灵气？正当致序，今舌上求之，遇夫神表，不仅以舌论也。”
整篇短文，文义层层递进，两相比较，叙说言简意赅，语言准确而又生动，不失美文风范，体现了高潮的语言艺术和驾驭能力。
以上说的是饮水品茗，下面说说饮酒的事。饮酒，是人类众多人群的生活需要，也是众多诗人墨客的爱好。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都非常好酒。而且，他们往往还自觉不自觉地将饮酒或酒的制作与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联系起来，创作一些以此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饮酒能够激发情绪，而创作是需要激情支撑的。所以，许多艺术家饮酒之后的创作，往往是得意之作。在酒与诗词创作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或许会说，饮酒，是颓废的表现，饮酒诗就是颓废之风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其实不尽然。就拿饮酒与诗歌创作来说，许多饮酒诗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其表达的思想或情趣方面也是积极健康的。
大家知道，赵鹤清，是姚安近代史上很有分量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书画家、园艺家、诗人，还是一位善于饮酒品茗的饮者。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书画诗词作品，题材广泛，技法娴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他的诗词作品中，以酒入诗也是在诗歌创作上的一个特点。仅就赵鹤清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江南游草》来说，与宴饮有关的诗作就有多首。为了便于说清楚赵鹤清的饮酒诗，不妨先将他的一生简历做一个介绍。赵鹤清，出生于公元1866年，与小于自己10岁的同乡由云龙一起，同时成为清朝举人，又一道到洛阳参加清朝的最后一次会试，会试不第，又结伴同赴京城，成为京师大学堂的首届学员。此前，赵鹤清早已是卓有成就的书画家和诗人。清政府出于兴办新学急需新式教育所需的师资，赵鹤清在京师大学堂还未毕业，中途就被清廷任命为教习，提前分派到京城的一些中小学教授美术课程。此后，又被朝廷调任番禺（即现在的广州）知县。此时，正值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组织发动广州起义失败，清政府不余遗力清剿起义残余人员。由于赵鹤清同情革命党人，不仅对于清剿之举态度消极，而且还在暗地下对国民党人的藏匿或转移大行方便。事发，被负责镇压广州起义的清廷要员举报朝廷，因而被革去乌纱。失去番禹知县的赵鹤清回到云南，这时，，已是云南重九起义之后。在重九起义的功臣由云龙等人的举荐之下，赵鹤清得以步入云南的地方官场。此后，他任职于云南各地官场。每历一任，都有政绩可寻。文人当政，政务之余，当理文事。故而，从政期间，政声、文声斐然。二十年代后期致仕，又受云南省政府邀请参加昆明市政建设，先后负责昆明几大景点的园林规划设计，并身体力行的负责工程施工，使之成为流传千古的云南名片。1930年，大概是民国南京政府召开一个咨询类的会议，邀请全国各界有一定声望的社会名流参会。据可知资料来看，云南参加此次会议的人中就有胡瑛和赵鹤清等人。胡瑛，曾是滇军军长，在云南军界有一定影响。赵鹤清，则是云南文化名流。两人同行，坐小火车出境过越南，转走海路，坐船到上海，又转道杭州，最后到达目的地南京。会后，赵鹤清便留居南京数年，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才返回昆明。期间，曾被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杰聘为秘书长，随之往返于江南各地，又曾到过中原及华北等地。因此，赵鹤清虽然旅居南京，但游踪不仅几乎遍及江南，还远涉中原及北方的广大地区。期间交往过不少新老朋友，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诗词书画作品。《江南游草》收录的仅仅只是他到南京头两年间的诗作。这些诗作，虽然出自于一个耄耋老人之手，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影响，所做之诗，不仅内容涉及较广，而且，每一首诗都没有一点叹老惜时、游戏人身等消极颓废的情绪。即便是抒写宴饮制作，其字里行间，充满着的是热爱生活，歌颂真善美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即便是抒写饮酒之类，也往往能够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表现出一个六旬老人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事的担忧。现在，我们不妨抄录几首这类诗作于下，略作一些粗略的欣赏。
先看一首宴饮之作：
《苏州宴月楼拾金不昧贻诗纪念》
姑苏宴月楼，列肆金阊市。
楼高酒亦香，肴馔精且美。
我曾饮楼中，最后忘所以。
遗失物与金，不知亦不寻。
主人持遗物，迹我费苦心。
完璧仍归赵，此风亦已渺，
其心殊皎皎。我昔得遗金，
亦曾归旧主。施报有循环，
曾不差累黍。今我有所失，
珠亦还合浦。声应与气求，
相融如水乳。无以答盛情，
贻诗鸣肺腑。
这首诗虽写宴饮，但落脚点却不在宴饮。诗人先写姑苏宴月楼“楼高酒亦香，肴馔精且美”，接下来便说诗人在姑苏宴月楼醉后将“物与金”遗失而不知道，且也不寻找，但酒楼楼主人发现客人遗落了财物，在不知道诗人下落的情况下，经过多方打听，找到诗人后，将所遗钱物奉还。可见，诗人虽写宴饮，却意在赞美酒楼主人诚信的经营之道和高尚的高的品质。然而，诗人的笔触并没有到此止步。接下来，诗人说过去自己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即：“我昔得遗金，亦曾归旧主”），所以，诗人认为这是“施报有循环”的结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并不是宣传因果报应思想，而是说，既然拾金不昧是一种高尚品质，那么，就需要养成一种人人都遵守的社会风尚。尤其是在“此风亦已渺”的现实社会，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施报有循环”，方能使“此风”得以重振。
第二首，《花朝游第一公园》，全诗如下：
去冬园里花枝瘦，今春园里花如绣。
冬去春来夏复秋，流光如水人依旧。
看花日久得春多，胸次融融养太和。
东风似解游人乐，鳞鳞吹水生微波。
酒酣倒卧花丛里，花光掩映醉颜酡。
清风明月不用买，明日再来春尚在。
时哉时哉真快哉，劝君莫负春如海。
“花朝”，即花朝节。这是一个中国传统节日。据传，每年农历二月二日、十二日、又说是农历二月十五日、二十五日这些天都是百花开放的日子，而花王又掌管着人间生育，因而每到这几天都要举行祭花神、踏青赏花、聚会饮酒等活动。诗人游第一公园，自然就是花朝节的一次赏春活动。按照诗人的性情与胸襟，这样的一个赏春活动不可能是诗人独赏。与友人聚会赏春，自然需要饮酒赋诗。这不，酒兴与诗性相生发，便是一首赏春与颂春的好诗，而其中最为精妙的，莫过于酒意和醉意最浓的那两句：“酒酣倒卧花丛里，花光掩映醉颜酡。”然而，诗人并没有一醉不起，而是认为“清风明月不用买，明日再来春尚在”，因此，要更加珍惜时光，莫辜负如海春光。
身处千里之外的寓居之地，能与老友故旧相遇，是一件高兴的事。特别是重阳节，在异乡异地，友人相聚，饮点酒，说点别后之事，抒点别后之情，这是人之常情。作为诗人的赵鹤清，此时此刻，酒意催生诗情，诗句借着酒兴，随口一发，便是锦绣，友情也就在这样的重阳节聚会中绵绵地流淌。请看：
《十月廿九日即旧历九月八日杨晋卿先生召饮》
最难异地遇同乡，茶熟香温饮兴长。
风雨满城花满径，明朝佳节是重阳。
《重阳日李达才胡泽滨两君约至其寓饮菊花酒》
西风帘卷菊花黄，蟹正肥时酒亦香。
莫放客中佳节过，一天风雨庆重阳。
除了友人聚会，弟子邀请，特别是有女弟子相邀，也是一件快事。请看下面这首小诗：
《王桂芬女士召菊花即席赋此》
寒逼西风过小楼，幽芳留得一团秋。
尊中有酒何妨醉，勿被黄花笑白头。
王桂芬，即王灿芝，鉴湖女侠秋瑾的女儿。秋瑾遇难之后，女儿王灿芝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成长经历，但也养成了倔傲不屈的性格。她一心要继承母亲遗志，做一个于国于民又用的人。所以，她发愤图强，不但深研国学，还投师学艺，练就一身本领，又留学美国，学成回国，成为民国第一个战斗机女飞行员，又受聘为南京军事航空军校教官。赵鹤清早在清末就仰慕鉴湖女侠的精神和气节，旅居南京期间，王灿芝又机缘巧合地成为门墙弟子，自然对这位女弟子特别关爱。在相互交往中，不但建立了父女般的情谊，还经常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这里所引的《王桂芬女士召菊花即席赋此》只是师生之间多首唱和之作中的一首。虽然是即席之作，但透过短短的四个诗句，一个俊逸豁达的尊者形象便出现在读者眼前。
值得注意的是，赵鹤清虽然是旅居南京的一个老人，但他并不是一个只管沉溺于宴饮，追求及时行乐的与世无争者，作为一个饱学之士且又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思想和感情始终与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疾苦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处于危亡之时，他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他旅居南京的第二年，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打响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枪，历史上称之为“9·18”事变。随后，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侵占东三省的侵略战争。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全国各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和情绪不断高涨。身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赵鹤清，自然时时关注着时事的变化。时刻都在牵挂着国家的兴亡。就连吃饭时刻，都在想着沦陷区人民的疾苦。请看《重阳节对酒》：
对酒持螯意气豪，壮心乘醉薄云霄。
辽天夜夜鸣哀雁，恨不飞身扑此獠。
现实，诗人是在“对酒持鳌”；心里，却在想着“辽天夜夜鸣哀雁”，于是，伴随杯酒下肚，上阵杀敌的“雄心”也被激发出来。
就一个旅居老人来说，了解时事动态的重要渠道，莫过于阅读报刊。宴饮之际，买份报纸一阅，是一般文人消遣时光的一种形式。故此，这些人看报，往往注重哪些花边短文或猎奇志怪之类的东西。赵鹤清则不是这样，他是把读报当做了解和关心时事政治的一种方式。请看《酒边阅报知倭奴对于国联会议失败而赋此》：
持螯把酒强为欢，国道艰于蜀道难。
万里有家归未得，一秋无语不心酸。
阋墙剧烈应忘侮，巢幕呢喃认作安。
忽报辽天消息好，黄花对我笑团栾。
边喝酒边阅报，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诗人一下笔就表白“持鳌把酒强为欢”的心态。其实，这一心态，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面对“国道艰于蜀道难”时局，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又怎能够心安理得地喝酒吃肉？当举杯之时，使人想到的是无数因家园沦陷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万里有家归未得”境况，诗人就难免“一秋无语不心酸”。而更让诗人痛心的是，面对外敌入侵，执政当局表现得怎样呢？答案是：有的在忙着打内战，他们“阋墙剧烈应忘侮”；有的则只在乎现实的苟且偷安，寻欢作乐，一点也不在乎国之将倾，不知道何时将成为亡国奴。面对上述种种，诗人的心里充满痛苦又无奈。但在翻看报纸的一刹那间，眼前的报纸“忽报辽天消息好”，诗人用心读完，心情顿时好转，愁眉不展的脸上一时间出现了笑容，就连杯中充满苦涩的酒也变成了值得庆贺的酒。本来，到了诗的结尾处，诗人展现出喜悦的心情，这本应是好事。然而，诗人哪里会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消息罢了。原因何在？根源在于诗人得到的消息是“倭奴对于国联会议失败”。原来，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信条的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是奋起反抗，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列强们身上，希望他们从中调停，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却用在发动对红色苏区的围剿上面，也就是诗中所谴责的“阋墙剧烈应忘侮”。在国民政府的多方祈求之下，美、英、法等国联合召集会议调停。在国际压力之下，日本亲国主义表面上不得不答应停止侵略行动。获得这一结果，民国各大报争相报道。赵鹤清看到的就是这一则所谓的“好消息”。殊不知，日本侵略者哪里会轻易放下屠刀。就在国联会议过后，日本侵略者便撕下停战的假面具，继续发动侵华战争。当然，这是后话，这里不再赘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