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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的六堂人生课    
[ 日期:2020/9/15 来源:《中国青年报》 点击:62 评论:0 ]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人称王阳明。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罕见的全能大儒。视觉中国供图

 

“王阳明是谁?”

 

这谁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提“致良知”的圣人吗?不就是那个立德立言立功都第一的“明朝一哥”吗?不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让日本大将军也“一生惟拜”的传奇战神吗?

 

“我不是这个样子!”

 

分明听到王阳明一声断喝。

 

哪来天生的圣人?我只不过是个肯下笨功夫的庸人;哪来不朽的“第一”?我只不过是个有血有肉、愈挫弥坚、知行合一的普通人;哪来无敌的“战神”?我只不过是一位和你一起切磋践履“心学”的师友和战友:为什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我们正在出品筹拍电视连续剧《天地人心·王阳明》,就是小心谨慎,不乱拍阳明先生马屁,如果把阳明先生当作一位可亲可爱的师友,相信阳明先生会开心快乐起来,真诚传习,娓娓道来!

 

听听王阳明穿越500年分享的六堂人生课吧!

 

第一堂课:立志而圣则圣矣

 

“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这是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一句话。当时王阳明九死一生被贬到贵州一个穷荒之地做驿丞,但他依然讲学不辍,无论来的是学者官员,还是汉苗贫民,王阳明都真诚相待。其中,围绕“立志做圣贤”展开的一次次传授、交流,常常令来者乐而忘返。

 

自顾都不暇,温饱尚不足,哪还有这等做圣贤的心事?这恰恰是王阳明过人之志,因为在他心中:人人皆可成圣贤。

 

他的一生中因为坚持这个当时的“异端邪说”,受过包括自己学生的讥笑和误解。

 

比如,个性极傲的学生王艮一直不屑此论,一次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

 

王艮刻意用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微微一笑,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艮尴尬一笑:“都是圣人。”

 

王阳明点头说:“对!人人都是圣人,谁也不比任何人差。”

 

王阳明虽然追求做圣贤,却反对自以为是,把“圣贤”挂在口头上居高临下教训人——被教训的“人家”也是圣人啊!若把人家当愚夫笨妇,自己也要成愚夫笨妇,平等无欺。如果扛着个“圣人”去给“俗人”讲学,“俗人”会吓跑,还有谁能用心来听?又有谁能信而学、学而做呢?

 

这位王艮后来对老师心服口服。对于这位充满怀疑精神、不求得真理不罢休的学生,爱才惜才的王阳明感慨地对学生们说:“当年我在抓住叛乱的宁王朱宸濠时,内心连一丝波动也没有,今天却因为这个人而感动了。”

 

还有一位学生想“将”老师一军,指着门口正在拔草的农夫说:“你说人人都可成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也算吗?”

 

王阳明平静地点点头:“尧舜拔草也不过如此!”

 

是的,对于王阳明来说,做圣贤的目的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发现内化于心的本有良知的过程,通过读书学习致得自己的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哪怕是诚外无物地拔草,也都是圣人或君子。

 

身为状元之子,王阳明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

 

与时人不同的是,他读书学习却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因此还被父亲揍过一顿。王阳明11岁在京师读书时,曾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私塾老师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并不认同,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此话传到父亲王华那里,问:“你懂什么叫圣贤?”

 

小王阳明答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圣贤。”

 

王华说:“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梦话,你怎么就当真了!千年才出一位的圣人,你怎么能比?”

 

小王阳明反驳道:“怎么就不能比?大家都是人。”

 

状元父亲哑然沉思,从此不再笑话儿子。

 

如何才能实现“读书学圣贤”?王阳明开出的良方是:先立志。

 

这也不是突然就顿悟出来的。

 

王阳明青少年时期是顽皮的,比如爱玩游戏,用怪鸟捉弄家人;在京城读私塾来回的路上(就是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留恋往返于市井街巷;15岁带着好奇心跑到塞外骑马练箭、观察边防;等等。

 

虽然王阳明“玩”得各方面都小有所成,但他觉得这与自己立志读书成圣之路有所偏差,也曾产生过思想波动,继续在书内书外拜师访友。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阳明遇到了一位对他人生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理学大师娄谅。

 

王阳明在请教娄谅的过程中,被娄谅一句话点醒——“圣人必可学而至”。

 

通观王阳明的著作,君子之学,又叫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或正学,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

 

在写给弟弟王守文的《示弟立志说》中,王阳明提出“夫学,莫先于立志”,“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但立志读书学圣贤并非易事,“夫立志亦不易矣”。

 

一旦立下志向,必须经过后天磨练。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也是通过后天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按王阳明的见解,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大多数人因为被圣人光环吓唬住,不敢去做,很多人都和成为圣人失之交臂,而王阳明却立志要做圣贤,慎终如始,知行合一,无怨无悔。

 

比如王阳明迫于父亲压力,也迫于前路迷茫,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依王阳明之才本该高中状元,可能因为年少恃才有些高调惹来非议吧,终与状元擦肩而过。不过,他自己倒是毫不在乎:“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比如王阳明在学习探索圣贤之路上,经过“五溺”的挫折弯路,也是挫愈多、志愈坚。

 

湛若水是王阳明的生死之交,他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湛若水指出王阳明“五溺”的“溺”是沉迷之意,过了头可能会玩物丧志。一是沉迷于游侠,二是沉迷于骑马射箭,三是沉迷于辞章之学,四是沉迷于道家神仙学说,五是沉迷于佛学。

 

蹉跎了20年,王阳明直到35岁才归正于圣贤之心,就是阳明心学,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方向。可以说,“五溺”之旅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成圣路,反而帮助他完成了积淀过程,从而才有了日后的一朝顿悟。若“沉迷”是一种中道而行的专注就有价值,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

 

在王阳明看来,掌握了圣人之学的秘诀,只要立志去求,便能达成目的。“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教条示龙场诸生》第一条讲的便是立志。在《启问道通书》中,他也主张:“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他的《忆别》诗中也有:“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谩言心。”

 

王阳明曾不厌其烦地向其亲朋好友宣讲立志说。在《寄张世文》信中写道:“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在《与克彰太叔》信中,他对既是其族叔祖又是他弟子的王克彰说:“学本于立志。”还特别叮嘱:这是他最近新体悟出来的为学之道,一定要坚守。

 

王阳明的弟子中不少深受影响,终有成就。比如王阳明劝诫追随他求学3年的学生郭庆,把君子做学问比作农民种庄稼。春天择选优质种子,好比学习之初就要树立好志向;夏天,农民细心灌溉、及时除草,守护种子茁壮成长,所以在学习中要不断反省、修正自我,直至确定正确的志向;农民经历风吹日晒辛劳一年,终于等到庄稼成熟,如同我们秉持自己真正的志向,持之以恒勤奋学习,自然而然就会有收获。立下正确志向,不用犹豫疑惑,为之努力即可。

 

郭庆回到家乡后努力自学,恪守自己原则志向,成了山东清平县知县。由于他作风廉洁、勤政爱民,深受百姓拥戴。

 

王阳明曾说:“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换成今天的话,立志首先是确立理想和目标,更是要确定信仰和信念。

 

王阳明在回答一位礼部尚书请教学问时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固然值得点赞,但学更贵于道。尚书恍然大悟,自叹立志学道太晚,王阳明笑着说:“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王阳明举了从前卫武公90多岁还向全国诫谕的例子,尚书年纪只有武公一半,功业却可以成倍,一切都来得及。

 

无独有偶,王阳明《从吾道人记》一文中,记载比他大得多的68岁著名学者董萝石前来拜师,几次被王阳明婉拒,这老先生矢志不渝,隔了一段时间又带着老伴一丝一缕织成的丝帛,诚恳求教:“此吾老妻之所织也。吾之诚积,若此缕矣。夫子其许我乎?”随后干脆强拜为师,王阳明“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

 

朝闻道,夕死可矣!立志不在年龄,圣贤宁有种乎?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中,说得更透彻:“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这是人人都可以同王阳明一样拥有的文化自信。

 

第二堂课: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这是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视人如己,体现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王阳明常爱说的一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说的王阳明同乡大禹是负责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个人掉水里淹死了,他都觉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为是他在治水时,没在岸边把防护设施建好。

 

王阳明学习汲取了尧舜、孔孟以来的圣贤思想,但也有创造性转化。比如针对理学家程颐和朱熹将古本《大学》“在亲民”一语改为“在新民”,王阳明并不认同,阐述了他的亲民思想。

 

他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爱民保民、顺应民心、安民富民,王阳明始终以民为本。

 

王阳明认为“亲民”的核心道德是“仁”,并用于教化民心。而孝是行仁之本,孝是仁道的工夫起点。尽孝不是仅仅爱自己的父母,还要推己及人,爱天下所有人的父母。“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

 

王阳明在江西做官时,有一对父子发生争执,吵闹不休,找王阳明为他们评理。王阳明并没问是非曲直,而是给他们讲了几句话,结果话没讲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而去,和好如初。王阳明的学生很奇怪,问他说了什么话。先生说:“我说舜是世上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弟子更吃惊。王阳明解释说:“舜常常以为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做到孝。瞽叟常常以为自己是最慈爱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慈。”

 

王阳明用余姚的先贤圣人舜的故事,正话反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让争吵中的父子深受震动、反躬自省。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为官、为学、致良知是“一体化”的。为官者要以德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文明素质,做人民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一改其他官员出巡时必高举“肃静”“回避”牌之惯例,叫人高举脚牌,牌上改写成“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字样,希望老百姓来官衙畅所欲言,为民作主。

 

王阳明还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对繁文缛节。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鲜明指出:“看得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可见其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晚年王阳明的“越中三记”(《尊经阁记》《亲民堂记》《浚河记》),更是把亲民思想发扬光大。

 

经过王阳明的点拨指教,绍兴知府南大吉命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每日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王阳明为其写下《亲民堂记》。另一篇《浚河记》,同样是为百姓兴修水利做实事的政绩观鼓与呼,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

 

国犹家,体现了王阳明的家国情怀。

 

王阳明13岁就热衷于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书。次年,他和父亲同游居庸关,亲身调查边关防务,“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或许就是今天的研学游吧!

 

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请求率军平乱。其父闻之大惊,“斥之为狂”,少年王阳明“乃止”。

 

当时北方边关告急,朝廷下诏求言,王阳明复命后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极富爱国情怀。

 

治国先爱国。

 

王阳明从青少年时期就抱有这样的思想,对文天祥、屈原等人充满崇敬之情,留下很多爱国诗篇。比如,“苏武坚持西汉节,天祥不受大元官。忠心贯日三台见,心血凝冰六月寒。卖国欺君李士实,九泉相见有何颜。”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从小与伏波将军结缘。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的爱国英豪,以善于用兵著称,曾经率领大军征讨交趾(相当于现在两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广西横县的郁江乌蛮滩北岸有座马援将军庙,与京师远隔千里,当时身在京师的王阳明竟然在梦中拜谒过这座庙,醒来后他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治国为亲民。

 

1516年,刚刚艰难取得平盗寇大捷的南赣巡抚王阳明,班师回朝。一路看到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王阳明喜中有忧,《还赣》诗中一句“迎趋勤父老,无补愧巡行”,思考如何使外逃百姓尽快返回家园、安居乐业,把这看成自己为官的第一责任和要务。

 

1517年,当地三月不雨,正是农事繁忙之季,王阳明忧心如焚。他一面勤政为民,一面虔诚祈雨,果然连续下了三天雨,百姓大喜,王阳明抑制不住与民同乐的心情,欣然写下《回军上杭》诗一首,反映平乱初期当地百姓境况,以及自己由忧转喜的心情。

 

后人多把王阳明的成功祈雨神化。王阳明在当时就给“天人感应”赋予了新内涵,即“以民为天”,具体说就是通过除弊兴利,动员百姓一起抵御自然灾害,根据当时风俗和百姓文化接受程度,借祈雨向灾民讲明实情,沟通官民关系,协力同心,落实抗灾措施,以安民心,而不是兴师动众,借祈雨之名行扰民沽名之实。《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专门提到,逢这样大灾,为官者要带头“减膳撤乐”,访贫问苦,积极赈灾,“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顺应传统礼仪,坚决反对造谣迷信。

 

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1520年12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待罪之至”,体现了他为民担当、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无私精神境界。

 

1520年,江西诸县发生水患,王阳明命令各地官员开仓济民,以缓解灾民燃眉之急。在《恤水灾牌》一文中,他再三要求各地官员爱民如子,给予百姓行实惠,不得敷衍搪塞,浪费钱财粮食而不救百姓之灾患。

 

基层管理创新。

 

王阳明绝大部分仕宦生涯是在地方各级任职,历任龙场驿丞、庐陵县知县、南赣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

 

抓好基层管理创新,就是抓好国家治理的末端创新,王阳明基层管理有“三招”。

 

第一招:仁爱亲民,体恤百姓,强化教化德治。

 

王阳明半生为官,有机会在其为官吏的地区推行孝道、敦厚风俗。他也珍惜这样的机会,做了许多造福百姓之事,例如平定叛乱、安置流民、教养百姓等。其中,兴办针对少儿开设的社学(明代基层教育机构),蒙以养正,影响深远。

 

1518年10月,王阳明颁布《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共有十六条,主要目的是在劝谕百姓的基础上,明确乡约内部权利、义务规范,将儒家伦理道德具体化、平民化、制度化,从而更加行之有效地引导乡民的思想行为。

 

王阳明要求百姓遵循儒家礼制和道德规范,通过平实的语言,向百姓传达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和人伦秩序规范,劝告百姓寻医问药不迷信、婚丧嫁娶不铺张,从而引导百姓树立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

 

第二招:增设县治,重建行政区划,推行群众自治。

 

王阳明初到南赣就发布了《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父老子弟》,颁布《南赣乡约》,实现了从官方主导向民间自治力量的转化,事实上加强了基层政权领导力。

 

推行“十家牌法”与乡里制度的结合。“十家牌法”将十家编为一牌,登记家庭的详细信息。牌内十家互相监督,轮流负责收集信息,随后通知各家相互知晓,有可疑情况立即上报,一旦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事发后连同治罪。王阳明还着手恢复乡里制度,重申乡里的事务安排,赋予里长管理和教化的职责。通过“十家牌法”和乡里制度的结合,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第三招:整顿吏治,安抚民心,同步加强法治。

 

王阳明一方面主张在基层治理中以儒家道德礼仪劝善改过,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制措施对违逆者严加惩治,体现礼法刑政共治的特点。

 

王阳明在治理基层社会期间,深感一些基层官吏习气恶劣,他采取措施对吏治进行严厉整肃,以减少官吏的巧取豪夺,给百姓带来切实好处。

 

江西发生水患时,一些官员无视生民疾苦,“乘机窃发,惊扰地方”。王阳明发布禁约,对官员活动作出严格规定,告谕属地官员“务须轸念地方,痛恤民隐”。

 

他要求各地大小官吏廉洁奉公,在处理军需的粮草和兵役时,要亲自编派任务,按照规定秉公处理,不得私下收受贿赂,不得扰乱百姓生活,“敢有抗违生事惊扰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军法”。德法共治,威震一方。

 

爱国辨忠奸。

 

27岁那年,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几年后,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际,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皇帝“正心”。他上疏,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其中的“权奸”,直指正德皇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后因此遭祸入狱。

 

王阳明在为官从政后,就用良知践履真正的忠诚。他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民族平等团结。

 

王阳明谪居多为少数民族的贵州龙场之际,近乎绝望,淳朴善良的龙场人民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向他问好、送粮食,帮他搭建房子,房子虽然简陋却令人温暖。王阳明写下《何陋轩记》,认为“伪君子”才是真正的“陋”,那些少数民族的土著人,有着“外朴内美”“安而乐之”的品质,只要给他们文化教育,一定从物质到精神都可旧貌换新颜。有时,王阳明还和龙场各民族百姓共办宴会,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一醉方休。

 

王阳明对当地少数民族因俗化导,培育了大批心学弟子,更使儒学文明在贵州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践行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他自觉以儒家的仁作为道德规范,其言其行表现出惠民、爱民之民本思想,对维护贵州民族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这“遗爱”,寄托了当地百姓对王阳明无限的爱和思念。

 

王阳明《与安亘慰》的两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他所写的《居夷诗》百余首,还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等,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心迹,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

 

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

 

重视粮食。

 

王阳明每到一处为官,都非常重视耕种稼穑。在其应绍兴府官员所请而作《新建预备仓记》一文中,开宗明义:“仓廪以储国用,而民之不给,亦于是乎取。”从治国治民角度立意,点明了仓廪于国、于民的紧密关系。

 

即便在龙场当一个小小驿臣,王阳明也不忘一粒米中见大义,写了很多诗。其中,很多首带有陶渊明那样田园耕耘劳作的隐逸风格。比如,他在《观稼》中写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王阳明始终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守此本,敬此天。

 

第三堂课:知行合一能担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明白道理,还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没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等于不知。

因此,有孝亲之心,即是有孝亲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孝亲的行动,才有孝亲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是有忠君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忠诚的行动,才有忠诚之理。

 

所以,知行合一之教,实为“心即理”的延展。知行合一,事上磨炼。首先是具备调查、洞悉全局的能力,然后就是敢于担当,碰到事不怕事,敢于迎难而上。

 

王阳明越是实事求是、迎难而上,越是敢于担当,越是迎刃而解困难。这就是阳明心学的力量,是强大的“知行合一”智慧。

 

王阳明在贵阳三年贬谪期满后,被朝廷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其间,注重民生、大胆改革、造福一方,正是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后的生动实践。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免税。

 

王阳明上任后第一天,“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乡民们鸣冤,是因为庐陵这个地方不生产葛布,却要缴纳繁重的葛布税。

 

认真接待信访、弄清事情原委后,王阳明先安抚乡民情绪,坦诚表态:既然朝廷派我来庐陵县做父母官,如果确有不平、不对之处,我一定为大家做主。

 

大家很快安静下来。然后,王阳明立刻开始明察暗访,了解到这葛布税并非国家应收税种,而是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敛财手段。随后,他通过一种方式向乡民们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税。

 

刚刚新官上任,还没有跟上级汇报,就敢宣布免去多年实行的葛布税?

 

手下人都吓坏了:这得要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

 

但王阳明心中有数,依据翔实调查和数据,向上级领导写了封信,言之凿凿,陈明利弊,既不卑不亢晓之以理,又不动声色表明态度,最后以人情和大义动之,经过与奸宦的一番斗争较量,终于圆满地把事情处理解决好。

 

这背后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上级领导中有正直官员暗中支持!王阳明虽然奉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坚持原则底线基础上,十分重视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唯变所适”讲方法,只为惠国利民生,所以赢得了不少包括朝廷要员在内的正直官员的尊重和支持,甚至在一些生死攸关之处,也得益于这种支持,使王阳明躲过一个个劫难。

 

第二个例子是抗疫。

 

初领县政不久,即逢“灾疫大行”。旱灾与瘟疫叠加,多处村巷出现一家灭门的惨况。尤令王阳明痛心不已的是疫情期间的“人间失格”,瘟疫横行时,当地民众恐慌不已,为防传染,亲人染病也弃之不顾,以至于病人多因无人照护活活饿死,而非染疫病死。

 

从留存的《告谕庐陵父老子弟》节选中,可以看出“气弱多疾”、顽症缠身的王阳明,彻夜无眠,忧愁惶恐,寻求救治之道。苦思良久,推出抗疫五策:

 

一是携手同心,唤醒良知正民心。倡导民众“兴行孝弟(悌)”,乡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二是奖掖孝义树典型,破迷信。王阳明认为当行儒家孝义正道,杜绝巫赛这种迷信之道,教化民众当“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对于抗疫期间“有能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

 

三是科学防治以自救。王阳明为此开出三剂“药方”:“洒扫尔室宇”,保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以防滋生病菌、交叉感染;“具尔汤药”,准备好相应的防治中草药物,对症下药,不可硬挺或坐以待毙;“时尔膳粥”,保持饮食的合理搭配,吃饱吃好方能增强抵抗力。

 

四是政府履职尽责,支持扶助来托底。一方面,由官府给买不起药的贫困户送药;另一方面,派遣医生下乡入村。又担心这些托底保障措施不能完全执行到位,再次向民间借力,请求乡贤监督并襄助政府。《公移》还记载了王阳明为灾民减免税捐,留下生存自救活路。

 

五是殷勤罪己以宽民。《告谕》中,王阳明对“骨肉不相顾”的道德沦丧现象非常恼火,对于发生灾疫和疫情蔓延的责任,最终还是勇敢揽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这个县令没有履行好职责的缘故,并为因病不能总是出现在第一线深表歉意。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不尚空谈、务真求实。

 

王阳明的一生,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与同时代、在家乡隔壁宁海出游的徐霞客,有异曲同工的共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而500年来,无数王阳明的学友粉丝们,都在结合着自己的当下,认真学习践行着、传承发展着阳明思想。

 

1518年,王阳明先后发布《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多项文书,督促南赣各地兴办社学。

 

王阳明认为,教育的重心在于彰明人伦,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蒙以养正”,即在启蒙时期培养儿童正直的品行,因此,社学教育的内容应围绕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展开。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鼓励儿童天性,培育少年儿童学习兴趣。在教育方法上,提倡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志趣,学习礼仪来端正仪表,劝勉读书来启迪心智。

 

修建书院,兴讲学之风。王阳明一生致力于讲学布道,在龙场悟道后,更加把觉民行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南赣新建了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个书院。王阳明认为学术不明是导致明代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讲学作为传播圣学、改良社会风气的重要切入点。在王阳明的不懈努力下,书院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社会学术氛围日渐活跃,这也是王阳明文化自信的一种担当。

 

针对王阳明这样的知行观及其教育主张,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个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学说之一。他把这句话翻了半个筋斗,就是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知行合一。

 

而知行合一其实早于王阳明就有人提过,只不过王阳明集先贤智慧和儒释道之大成创造了心学。心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奠基理论:“心即理”。

 

心即理,意思是万事万物只有人类意识参与时才能明白,遇到事情“不动心”,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保持一颗岿然不动的心,只有放得下,才能担得起。

 

比如平宁王之乱的时候,王阳明坐镇指挥,同时还在上课授《大学》、讲心学。一边津津有味地现场教学,讲遇事“不动心”之理,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战争,允许学生们插话提问——没过一会儿,就有人进来传送前线战报,得令后再飞奔而出。

 

此间最令人揪心的一次,前方战报来了,说情况紧急,前敌总指挥伍文定的胡子都被烧着了,前方军心已乱。

 

这时候,王阳明放下教鞭,走到旁边拿令牌传命下去:“谁再说伍文定胡子被烧一事,斩立决!”然后返回,神态自若地继续上课。

 

学生们实在紧张得不行,问战局会怎样发展下去?王阳明摇摇头说,刚刚听人说前方有点不顺利,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怀,我们继续上课。

 

讲了一会儿,又有前方战报:“报,宁王朱宸濠已经被活捉了,大乱平定!”

 

现场掀起一阵按捺不住的欢呼声、庆贺声。但是王阳明只是点点头,等着大家渐渐安静下来,依旧接着上课。

 

学生们实在忍不住又问了:前方战局定了吗?王阳明说,传报宁王朱宸濠大败,而且已经被抓获,想来这个消息不假。这时,王阳明眉头一皱难过地说,就是听说死伤惨重啊!

 

说完后,王阳明又接着抑扬顿挫地讲课,而且表现为“理前语如故”“理前语如常”,现场学习、旁观者和知情者,无不叹服,这就是今天说的现场切身体验沉浸式案例教学吧!

 

当然,许多人没有关注和不愿提及的还有一个重要事实:王阳明在镇定自若地边指挥边讲课时,他的家眷已集中在一起,圈上了干柴,一旦出意外,将点上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这如如不动中,还有着视死如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天动地悲壮情怀!

 

心外无物,是一种更大境界的价值存在。获得这种价值存在之后,人生就有了一个价值支撑。后人中有以为这是“唯心”学说,对于从不离事谈理、离物谈心、离行谈知的王阳明,是值得商榷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能担当,彻头彻尾贯穿一生,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临逝前那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博大胸襟!

 

第四堂课:世间磨难,皆是砥砺

 

“世间磨难,皆是砥砺,人间是道场,淤泥生莲花,是一种境界。”

 

王阳明说这番话,或许最有资格。他的一生至少经历了常人难遇的五种磨难。

 

一是身体的磨难。

 

挣扎了14个月才出生的王阳明,从小就身体不好,5岁才开口说话,多年被肺病煎熬。

 

因为学习勤奋刻苦、工作劳累,特别是饱受各种人生煎熬,病情常常加重。

 

王阳明小时候读书用功。白天上课,晚上苦攻经典,劳累过度。参加第3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却在上任途中从马上摔下来口吐鲜血。

 

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下决心通过竹子探究真理。他与自家后院的竹子“格”上了,对着竹子一“格”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雷打不动。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自己却病倒了。

 

从此,他对朱熹的“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也正是因为身体不好,王阳明从小就把调理身心、强健体魄当作重要的事情,学习掌握了很多有效的方法。比如王阳明在赣州为官期间,高效处理军政事务、成功办学和讲学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调整恢复身体的健康,劳动锻炼、呼吸静坐、登山健走、练笔舞剑,无一不用。

 

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德智体美劳,对王阳明来说是追求统一的,虽然生命短暂,却完成了一代圣贤立德、立功、立言的职责使命。

 

二是鞭刑牢狱的磨难。

 

明朝的小皇帝朱厚照登基,以刘瑾为首的8个太监玩弄权术,为非作歹,谋害忠良,特别对于那些上疏和进言的忠臣,要求皇帝下令诛杀,并利用锦衣卫进行暗杀。

 

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王阳明却挺身而出,冒死上疏皇帝,请求释放朝廷重臣。

 

刘瑾把王阳明给抓了起来,在午门当着众人扒光衣服,光屁股毒打40大板,直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扔进大牢!

 

奄奄一息的王阳明,在监狱里读易经、写文章、练呼吸,与那些同样被冤枉的狱友讨论学问,有的还结成生死交,并在出狱后为王阳明平乱治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贫困落魄的磨难。

 

1508年,刚刚出狱的37岁的王阳明躲过一路追杀,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龙场担任驿站站长。他和自己的随从搭建了一个茅草房安顿下来,后又搬到一个山洞里住。

 

在阴暗潮湿、飘有毒气的山洞里开始新生活,王阳明心态平和、安然处之。由于水土不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王阳明和他的随从全都病倒了!王阳明硬撑着开始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这些随从人员。

 

近乎绝境的生存环境,没吓倒王阳明,他乐观地弹起随身带的琴,给大家唱家乡的小调,讲故事,说笑话。

 

粮食快吃完了,王阳明又开始学习当地人,用刀耕火种方式,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种粮食。做饭没有柴火,他亲率随从上山砍伐,而且只砍那涧边妨碍行走的枯死的荆棘树枝,“持斧起环顾,长松百余尺。徘徊不忍挥,俯略涧边棘”,附带采一些野果充作口粮。

 

在其《采薪二首》中看出,王阳明当时这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惜材举动,遭到众人嗤笑。“同行笑我馁,尔斧安用厉?”王阳明不以为然,反而从中悟出深意:“快意岂不能,物材各有适。可以相天子,众稚讵足识!”由采薪推及到用人治国,抒发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贬谪未敢忘民众的万世情怀。

 

当地人感激王阳明的友好和教导,帮助建了几间土坯房子,王阳明感激地写下《何陋轩记》,还把自己住的房子改为龙冈书院,给当地人讲诚意、静心、修身、齐家的修身之道。王阳明留下的不少诗歌散文,都反映了抗争人生艰险的浩然之气(如《杂诗三首》等),以及表达人世间患难见真情的人性美。

 

王阳明此间从未停止过人生思考:怎样才能活下去更有意义呢?我到底还能不能成圣贤?圣人如果也身处这样的环境,会怎么做呢?

 

与孤苦寂寞相伴,王阳明“随心格物”,直到有一天夜里,突然长啸一声,手舞足蹈,把众人给吓到了。

 

他开始意识到:心无外物,心无万事,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即是人人皆可成圣贤的“致良知”。

 

王阳明开始在龙冈书院讲学,把自己对圣人之道的领悟,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领悟,分享给他的随从和当地的居民听。

 

有一些人还慕名远道而来看望他,听他讲学。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到田野里去散步,在溪边赏月,在夜晚喝酒,一起探讨圣人的精神世界。后来,贵州一位教育官员,也来到龙场向王阳明探讨心学。由于被王阳明的理论所折服,又邀请他到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

 

四是公务战事的磨难。

 

王阳明的一生,几乎一半都在繁忙紧张的公务战事中度过。

 

比如庐陵县由于过去民众诉讼上访成风,各种案件堆积如山,连正常公务都受到拖累。王阳明去当知县后,一边不知疲倦地处理化解,一边深入下乡考察民情,了解当地的民俗,向全县人民发布公告,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当年夏天发生旱灾,秋粮歉收,瘟疫横行,匪患频发,王阳明开始全心投入到抗旱救灾的工作当中,针对瘟疫和盗贼分别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一一加以解决。

 

王阳明做了7个多月的知县,由于关注民生疾苦,解决了实际问题,扭转了不良的风气,让当地民风焕然一新。

 

比如屡屡临危受命、剿匪叛乱,王阳明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1516年,南赣匪患横行,朝廷派兵围剿,但是却越剿越多,45岁的王阳明临危受命来到了福建汀漳,到了以后即从四个方面,周到细致地亲自部署工作方案,并一一督办落实:

 

一、调查实情,实事求是体察民情,辨析那些被迫入匪的百姓;同时做好战斗准备,训练民兵,筹措军费。

 

二、运用多年研习的《孙子兵法》发动进攻,在战争当中学会战争,加强军队的自身建设。

 

三、以民为本,战中最大程度减少伤亡,战后稳定群众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

 

四、建立县制,在加强基层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新修书院和学校推行教化,推行仁礼之风。

 

王阳明随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江西、福建、广东边界的隐患给解除了,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开始变得安宁。

 

五是毁誉侮辱的磨难。

 

王阳明倡导天下儒生都要学做志气高远、处变不惊的君子。他在朝为官时曾遭人诽谤,身边官僚为撇清关系疏离了他。面对如此困境,阳明先生毅然说:“君子不求人信己,自信而已。”他还给同样受诽谤的朋友写信劝慰:不管有没有人理解你,都不能动摇自信,对来自外界的毁誉,非但不应扰乱内心,还应借此作为磨砺自己的机会。

 

在《答友人》中,王阳明举了“疑人窃履”的故事为例:“从前有人到朋友家做客,仆人偷了朋友一双鞋。回家后,他让仆人去买鞋,仆人就把偷来的鞋当作买的给了他。他很高兴穿到脚上,恰好朋友来访,一见他的鞋,暴跳如雷,‘我早就怀疑是你偷的,想不到真是!’于是二人绝交。若干日后,仆人承认了自己是偷窃者,真相大白。朋友慌忙跑来谢罪,‘我竟然怀疑你,真是大罪。’又不解地问:‘你当时为何不解释?’这人回答:‘我没偷你的鞋,这是自信。你误会我也并未伤我分毫,如今你来向我道歉,我也未得分毫。反而是你,先是发怒,现在又是愧疚,心真是忙乱得很啊。’”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王阳明以身作则,宠辱不惊。

 

王阳明在平定朱宸濠叛乱后,皇帝朱厚照御驾来南方。一群小人以妖言蛊惑朱厚照,想方设法算计王阳明,并乘机洗劫战后的百姓。当时很多人劝王阳明,赶紧想办法去找皇上求助。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君子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而已。我现在相信自己还没有时间,哪里还有心思去让别人相信我?”

 

那位对王阳明时有好感的皇上,经不住谗言,加上昏庸糊涂,最终令王阳明这位功勋卓越的功臣,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还被奸臣一次次设计陷害。王阳明手下一位最得力的大将弟子,在立功后被投进监狱,几年后放出没几天竟活活冤死。

 

王阳明虽然饱受冤屈,但他始终坚守一颗良知之心,总是心系战后百姓安居乐业,想方设法不计个人得失地与奸臣周旋,都是为了避免使百姓生灵涂炭。今天回首细看,当年王阳明能一次次死里逃生,没有被再次投进牢狱,也正是得益于百姓的支持、保护。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岂能让别人相信你?

 

只要为天下百姓受苦受难,还有什么值得后悔?

 

王阳明对替他提心吊胆的亲友弟子们说,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只要良知光明,外界的怀疑、侮辱终有真相大白之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心也!

 

第五堂课:“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好静玄空”是王阳明“心学”被后人误解的一处。王阳明非常强调事上磨练,他解答学生陆澄“静时还好,一遇事就不好”的困惑时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时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事上磨练,就是要立足岗位,投身一线,参与社会实践,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锻炼自己心理素质,做到动静皆定。

 

王阳明在江西讲学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府司法官员很崇拜王阳明的“心学”,他很沮丧地说:“我公务繁忙,真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啊。”

 

王阳明笑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

 

他就从这官员审理案件展开:不能因对方应答语无伦次就升起一个“怒心”;不能因他花言巧语就升起一个“喜心”;不能因他行贿送礼就宽恕庇护;也不能因自己事务太繁杂,而随随便便潦草结案;更不能因有些人别有用心、罗织罪名而上当,遂了这些坏人的心意!

 

王阳明立志成圣,一生都在“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比如,王阳明第一份工作是给将军王越修墓,把少年时期学习的《孙子兵法》,独树一帜运用到工程管理上,亲自组织民工训练“八卦阵”,不仅大大提高了工效,也在这件看似“小”事情上,磨练了“大”心性。

 

后来接到第二份工作是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是一个虽比不上朝廷要职、却拥有司法实权的职位,云南地区的司法案件、刑事审判都需要王阳明经手。

 

按照当时的官场“潜规则”,新上任的刑部各司主事都要去当地监狱视察,理所当然吃拿卡要捞一把。王阳明第一次巡狱,没提前跟下属打招呼,轻车简从,结果正赶上狱卒们大吃大喝,满桌吃不完的大块猪肉。狱卒们都慌了神,而王阳明细看囚犯吃的喂猪糟糠伙食,吃了一惊,居然连青菜萝卜都没有,囚犯们手中的破瓷碗里盛着的分明就是喂猪的糟糠泔水,而监狱里的养猪场只专供狱卒。王阳明继续深入调查,发现了更多不只这一家监狱存在的腐败等问题。

 

王阳明经过认真沟通研究,除炒掉那几个狱卒,还对监狱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不准养猪、加强巡狱,到打卡值班(每天上班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追究问责等,不仅仅正风肃纪改变了云南司法面貌,全国各地也纷纷效仿,推动改革。

 

王阳明随后被提拔,还是一名司法审判官,夜以继日开庭审案、披阅案卷,不仅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而且努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草菅人命的顽疾:比如偷瓜贼会被草率判成死刑犯,权钱交易又可让死刑犯大摇大摆被放走,等等。

 

尽管王阳明一身正气、呕心沥血、改革有为,却很难彻底改变明朝监狱的黑暗,更难改变当时朝廷的腐败,但客观上造福了百姓,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孔子曾经说过,有文事者必须要武备。王阳明从小立志做圣贤,文韬武略,做事遇到困难与问题时总在自问:如果是圣贤会如何处理?

 

随着一件件“事”上练就真本领,王阳明更加深切体证到满口都是圣贤话语,却不去实践,不是真正的“知”。同样,熟读经典、文章精彩,若不通实务、不能经世致用,也不是真正的“知”。人只有在磨练中才能成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成熟,这就是在事上磨练的含义。也就是要培养活智慧,而不做死学问。

 

王阳明曾说过,他之前强调要在“事”上练,后面发现这还不够,于是提出“必有事”的概念。什么叫“必有事”?就是不管有事无事,都需要练心,有事无事,此心要遵循良知的指引,“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

 

“事”上练,练的不仅是如何把事做好,更是端正发心。心不正,意不诚,事情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孔子不屑的“乡愿”——见君子媚以仁义,见小人甘愿同流合污。

 

一位弟子试图学着“事”上练,却感觉苦不堪言,向老师抱怨说:“老师,(做)功夫太难了!”

 

王阳明先生幽默一笑:“常快活,便是功夫。”

 

只有心里时刻充满光明的欢喜,才会有这样的“常快活”吧!

 

正如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技巧?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的此心不动,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

 

他还举例说,其实面对气势汹汹的叛军,一开始是处于劣势的,王阳明向身边的人发布准备火攻的命令,那人无动于衷,连说四次,那人才回过神来。这种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这就需要“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八字真言妙用。

 

王阳明从少年立志、官署格竹、江北诀囚、弹劾刘瑾、被陷遭贬,依然对真理追求不变,直到龙场悟道才开始走向光明。此后,赣南剿匪、平定宸濠之乱,在一件件具体“事”上练功夫,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之道,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人可以通过修身磨砺而成就一颗通透光明无私之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梁启超先生尊他为“千古大师”。

 

这才是做事“常快活”的真正力量和源泉,也是王阳明《为善最乐文》一文表达的诗意人生升华。

 

这就可以理解王阳明许多不离苦难现实的乐观主义文章了!

 

比如,在王阳明被贬龙场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

 

王阳明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事”上练就真本领,“事”上磨出光明花。

 

第六堂课:品德修为“致良知”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这是“致良知”诞生后王阳明说的一番肺腑之言。

 

王阳明活了57岁,龙场悟道那年他37岁;提出“致良知”是在49岁,至死不渝。

 

王阳明曾写过多首良知诗,比如“尔身个个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等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是“盗贼也有良知”。

 

据说王阳明在庐陵担任知县时,抓到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

 

王阳明亲自审问,大盗说:“要杀要剐随便,别废话!”

 

王阳明微微一笑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

 

大盗说:“脱就脱!”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太热了,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

 

大盗撇撇嘴不以为然:“光着膀子也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过了一会,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

 

大盗愣在那里,尴尬摆手:“不方便,不方便!”

 

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随着王阳明的循循善诱,大盗低头叹服认罪。

 

连大盗也有可觉醒的良知,何况其他人?人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成圣贤之道。

 

“致”即“正心”,通过提高道德修养过程,去掉不良杂念“人欲”“不假外求”“求诸内心”。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是人的主体自觉,是与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紧密相连,是以良知标准评判和衡量个人与社会善恶的是非标准。

 

1527年,在王阳明受命出征广西平乱行前,作《别诸生》一诗,“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致良知”三字无病,是孔孟圣学的“一点骨血”,是心学的要核。而“良知”不离日用,无时无处不在,只有按“良知”行事才有光明前途。

“致良知”是心学核心,也是做人智慧。作为心学最高概括的“四句教”,可以说是通俗的诠释: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

 

王阳明把“致良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法。他说:“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潜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沉溺之患矣。”

 

正像王阳明另一首良知诗中的一句所说:“尽道圣贤须有秘,翻嫌易简却求难。”

 

心学至为高明,直通大彻大悟;心学也至为平实,不过就是八个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那些自以为聪明高明的人,全都掉进了坑里一生爬不出来。

 

对于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心学,到底师传儒释道哪一家?王阳明用“三开间一所房子”形象解答:三家实一家,后世儒家不知道三间房子都是儒家的,却把左边一间划分给佛家,把右边一间划分给道家,自家甘愿占据中间一间厅堂,这是把自家的东西送人了。

 

圣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儒家、佛家、道家的学问,都可归于心学一家学问,而心学一个重要内容,正是“知行合一”。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这一“为学做人”教育学规中,王阳明把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四条路径,鲜明总结了出来:

 

一是立志,坚持不懈,专注精一,目标圣贤。

二是勤学,勤确谦抑,不骄不躁,为人诚恳,表里如一。

三是改过,要有勇气改正错误,不是寄希望于不犯错误。

四是责善,劝善真诚,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四条中,“改过”一条尤其难能可贵。王阳明是从修正自身、反躬自省、不断改过致良知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三不朽”的圣人,而细读王阳明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给弟子们的书信,他多次表示人非尧舜,孰能无过,还拿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误,劝诫弟子汲取教训,谦抑自叹“适今中年、未有所成”“粗浮之气不及人”等,这是极为了不起,而又易被今天的我们忽略的。

 

王阳明在《寄诸弟》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晚年,他语重心长给正在长大成人的养子正宪书写了一个扇面文章《书正宪扇》,也是要求其严于自律、去“傲”改过。王阳明把“改过”与“立志”“勤学”“责善”,当作优良家风不可分割的几个部分。传承人品好、重道德、做学问的祖父和父亲,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的成才教育思想。在家书《寄正宪男手墨》中,王阳明告诉孩子,不会强迫他一定要在科举考试中有所成就,而是欣赏和鼓励孩子向上向善的那份上进精神,体现了他希望后辈全面发展的思想。

 

至善无尽,知行无尽,王阳明提出的这四条路径,都是自己蹚过生死路体证出来的。他的心学也是安心放心、养精气神的身心之学,保证了“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从孝悌亲情到尊师重教、交友重情、平等待人,王阳明的品德修为体现在“为学做人,为官做事”的点点滴滴。

 

比如,有人因王阳明新婚之夜跑到道士那里求道一夜未归,怀疑他的爱情观。而纵观一生,王阳明是一个对爱情十分专一的人,在狱中他直抒胸臆写了一首《屋罅月》,倾诉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最后四句情深意切、荡气回肠:“来归在何时?年华忽将晚。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

 

王阳明的一生,坚持践履“万物一体”的社会、人生理想,寄情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庙堂”与“山林”意识并存,“书剑”与“道法”同在,“仁者乐山”与“智者乐水”兼备,“静坐调息”与“箭无虚发”不二,留下大量诗歌、散文和书画作品。这些无疑都陶冶了王阳明的审美情趣和人生境界。

 

对王阳明来说,治国亲民的最高境界是“仁境”,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则是王阳明一生所向往的“颜回乐境”,心灵进入万物同化的浩渺世界中。

 

中秋月白如昼,王阳明令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直追尧舜圣贤。渐渐地师生自得狂欢(今天可能就是“嗨”翻了吧),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王阳明见大家兴致很高,悄然退一旁即兴作诗,《月夜》一首连一首,“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诗如泉涌。

 

这样的场景虽然不多,也足以显示了王阳明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真诚有意思的人。37岁龙场悟道后,更把仁爱之情化于和谐处理各种关系中。

 

比如,确定了自己能够调节控制情绪的爆发,他同随从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坐一旁远离他们。事实上,只有在控制自己之后,他才能去照顾别人。只有通过照顾别人,他才能更多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平常是随从伺候他,而现在他不仅自己动手干粗活,而且还自愿承担了照顾随从的工作。

 

真正悟道后,如王阳明在一条船上告诫弟子的,良知如光明,光明无处不在,在烛光中,在空中划的圆圈中,在船外的湖水中。

 

而王阳明最后的遗言,也是在一条缓缓前行的船上: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渡船,于是具有了此岸通向彼岸的象征意义。王阳明先是以“万物一体”为道德逻辑的出发点,从而推论出良知自在人的心中,如同光明始终都在人的心中,此岸即彼岸,船可用亦可舍。

 

在王阳明晚年的《大学问》中,更是把品德修为“致良知”当作工夫学问,“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而这份诚意、正心,推己及人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超越了过去的一些儒家学说。某种意义上,其教养建构的历史文化活动,不仅要维护人的自然生命和生态和谐,同时也要提升人的文化生命和大同社会。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尽管只留下一篇当时与日本高僧交往的文章,但王阳明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等国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的,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盛行、充满暴戾之气的21世纪,王阳明心学相当于强心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往前走的这一批人来说,阳明学是我们所有人急需的一种重要精神资源。

 

王阳明认为,尧、舜、禹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并保证其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本着良知而言行。王阳明追求圣贤、追求光明的一生,同样也是一个生动的注解,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切入点。

 

虽然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传奇,但他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苦有乐、有彷徨有挫折的普通人,他从小立志,以“人人皆可成圣贤”的人生追求;以济困救世、明德亲民的家国情怀;以“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的宽阔胸襟,事上磨炼敢担当,知行合一“致良知”,成就了一番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事业。他的成长成才,对于新时代青少年有很多教育启迪意义。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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